《繁花》原著中，故事背景是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上海。而在如今大火的剧版《繁花》中，故事被压缩为1993年至1994年的一年，叙事背景和主要场景位于黄河路美食街，人们在这里谈论着生意、股票、国际形势……

胡歌饰演的宝总是唯一的男主角，靠着股票和外贸生意，在上海滩呼风唤雨。

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，那时国外已经有许多集装箱船公司，越来越多的承运人发现，集装箱这种标准化的产品，既可以统一运输标准，也能够降低成本，正所谓“越大越经济”，更重要的是，在集装箱运输的过程中，承运人、港口、铁路、机场枢纽，都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物资中转和输送，由此引发了“现代物流”的概念。

香港和上海也敏锐地发现了这一运输模式的新变化，开始积极地拓展集装箱运输业。上海港的发展早期受西欧港口的影响较大，上海港跟德国汉堡港、荷兰的鹿特丹港、比利时的安特卫普港等保持了长期的运输合作，七十年代的中波远洋、八十年代的中国远洋、上海远洋等海运企业成为联结中国和世界的纽带。

1978年，作为中国集装箱运输的先行者，上海港开出了第一条专用航线。

1978年9月26日，中国第一艘集装箱船“平乡城”轮运载162个集装箱从上海启航。她先后于10月12日、15日抵达澳大利亚悉尼港、墨尔本港，11月12日返回上海，开辟了新中国第一条国际集装箱班轮航线，结束了中国没有海运集装箱运输航线的历史，翻开了中国现代海运史新的一页。

据当时的船员回忆，1978年的中国物资匮乏。“平乡城”从上海出发时货物不多，从悉尼回来时才有较多的重箱。“我国当时和澳大利亚做生意，回程时集装箱里放的大多是上海港需要的机器、工业原料等生产物资，生活用品都很少。”

那个时候，船上的生活对于船员而言是辛苦而又枯燥的。“平乡城”单程近一个月，每天面对的都是茫茫大海，打不了电话、收不到信件，工作之余，就是几十个船员你看我、我看你。那时，船员最大的福利是每年可以按规定从国外购买一台电器。

“第一件全新‘洋家电’是台21英寸彩色电视机，在我们小区是第一台，邻居们非常羡慕，每天晚上我会邀请邻里大小朋友来家看电视，最多的时候家里同时挤了20多个人一起看电视。”王再生事后回忆道。

那个年代的船员大多节省，偶尔船上会统一发些“洋食品”比如饼干、巧克力，船员们多数不拆封一直留到下船，孝敬长辈或者给孩子尝“新鲜”。王再生的家属回忆，有时候船员们还会买一些1米、2米裁剪好的彩色涤纶布料回来。当时在国内这些都是好东西，有什么亲戚朋友的孩子结婚，就送一块布料当贺礼，很有面子。

集装箱海上运输与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奇迹是互为因果的关系。说它是“因”，是由于海上集装箱运输凭借其标准化、低成本、高效率的优势，成为全球贸易的助推者，也是中国外向型经济的助推者；说它是“果”，则是由于中国制造的崛起催生了大量的国际贸易运输需求。中国远洋海运的跨越式发展，正是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。“我们这一代船员的确幸运，有机会不断见证历史。”当时的船员对此深有感触。

除了上海，《繁花》中还充满了宁波元素。

在《繁花》播出后，出圈的有三个粤菜——仙鹤神针、川乌、船王炒饭。剧中作了如下介绍：川乌就是没生过蛋的马鲛鱼，这是宁波象山特产；船王炒饭，佐料是鄞县雪里蕻、野生大干贝、蛋清……

对于这份船王炒饭，剧中还专门解说，“华人船王里大部分是宁波人，喜欢这种家乡味道”。

“要窜头，海三湾。”这是一句宁波老话，意思是，一个人若要出人头地，就必须出海去打拼。一代代“宁波帮”也因航运的便利，不断走出家门、走向世界。宁波人出门闯世界，一般有两条路径：一条以上海滩为码头，北上天津卫，西抵汉口，走向全国；另一条南下香港，以香港为跳板，走向世界。

“宁波帮”成为了勇闯上海滩的代表性浙商群体。1844年宁波老外滩开埠，中国的贸易中心彼时也逐渐从广州转移至上海，大批宁波商人涌入上海，先后在金融、贸易、航运、制造等行业崭露头角，也因此创造了上百个中国第一。

到1948年，在上海谋生的宁波人已超100万之众，占全上海市人口的五分之一。

例如中国第一艘商业轮船、第一家机器轧花厂、第一家商业银行以及第一家日用化工厂等，都由“宁波帮”创立。

一代船王虞洽卿、世界船王包玉刚、影业大亨邵逸夫，化工大王国货大王方液仙等代表性人物，均来自宁波。值得一提的是，《繁花》导演王家卫本人，也是生于上海的舟山籍人士。

更巧的是，和先前提到的我国第一艘集装箱船首航的同一年，“宁波帮”船王包玉刚稳坐了当时世界七大船王的第一把交椅，其海上王国达到了顶峰。

《繁花》剧中仅仅展现了90年代开放时期上海的一角，但是已经可以从中窥得那个时代的方方面面。